九年前，第一部《疯狂动物城》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为全球观众构建了一座前所未见的动物大都会。在 2025 年 11 月 26 日，这一佳作的续集《疯狂动物城 2》上映，又一次让全球观众为之“疯狂”。
这次的动物城依旧延续了之前的设定：在一座由“气候墙”分割出雨林、沙漠、冰川、城市中心区的奇观城市里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同桌进餐，兔子警官与狐狸骗子成为拍档，警局前台坐着猎豹，市长办公室由狮子、绵羊和马先后执掌……
在这座动物城中，自然界百万年来形成的“丛林法则”，被一套人类般的“社会契约”彻底取代。食草动物的生存权利得到保障，食肉动物也能抑制自己的捕食欲望——在这座现代化的城市中，不同的动物居民“各司其职”、整个社会井井有条。
但在第二部的剧情中，随着动物城外的“湿地市场”被发现，一段尘封的往事也浮出水面——在许多年前，林雪猁家族为了打压蛇族，用政治阴谋将爬行动物赶出了动物城。在那以后，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只得在城边修建“湿地市场”以供栖居。
（海报中为“湿地市场”的环境）
随着“蛇类”的身影浮现在动物城，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矛盾暂被搁置，主角不得不面对新的“种族歧视”问题。而当这场动物间的“平等梦”又一次被击碎后，观众也不由换上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，重新审视着发生在动物城的一切。
没过多久，大家就发现了新的“槽点”——在这个“动物平等”的类人社会，一只体型巨大的鱼却被海象一口吃掉；而进了湿地市场以后，朱迪和尼克也被逼着吃了几条活生生的肉虫。
对此，不少网友提出了质疑：在这个“狐狸吃兔子违法”的社会，为什么“鱼类”和“虫子”却被心安理得地当成“食物”呢？
“开智”：“文明社会”的入场券
其实，在“动物拟人化”的动画作品中，这样的讨论并非首次出现了。
当动画的一部分动物成为了主角，并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态与特征，常会有另一些动物仍保留“动物化”的特点，并在叙事中承载着原始的“动物”意义。
（在动画《唐老鸭》中，拟人化的“高飞”和保留狗狗特征的“布鲁托”的两种“狗生”）
后来，网友开始使用“开智”一词，来区分这种“动物拟人动画”中的两种设定——当一个动物角色呈现出“直立行走、穿戴衣物、拥有语言和复杂情感”的人类特征，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经过“开智”的；而反之，如上图的“布鲁托”一般停留在兽形的角色，就被观众认为是“没开智的”、原始意义上的“动物”。
而在系列电影《疯狂动物城》中，“动物拟人化”的设定又被推向了一个新的深度。相较于《海绵宝宝》等动画对社会的含蓄隐喻，《疯狂动物城》从一开始就带有着更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与政治寓言性。
在动物城中，动物们不仅“开了智”，还向着进一步的“社会化”方向进化——它们的文明甚至发展到了近现代社会——代表了科技发展的“气候墙”，以及代表了“城市化”的“ Zootopia ”，都是这一文明阶段的显著体现。
（动物城“ Zootopia ”被“气候墙”分隔的不同区域）
动物城的建立基于一个史诗般的起源叙事：在某个历史转折点，所有“开智”动物达成共识，放弃基于食物链的暴力关系，共同建立法治与文明社会。这场“社会契约”的核心条款与近代人类历史上的“启蒙思想”类似：我们承诺不再互相捕食，而是用“理性”代替“动物本能”，依赖农业、科技与明确的社会分工生存。
最初，大家都沉浸在这种“乌托邦”的梦中。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我们逐渐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的那样“平等”——在动物城中，哺乳动物的地位似乎是最高的。他们能轻易罗列一个罪名，将本属于“建设者”的爬行动物赶到边缘化的“湿地市场”；而虫类、鱼类等族群，甚至不能算成“居民”，只能算作一种“资源”。
（湿地市场的广告牌明确表明“鱼类是食物”）
仔细思考，这像极了“古希腊民主的局限性”——你想获得民主的权利，就要先被纳入“民主”的范围。动物城的“社会契约”，从一开始就有一份未公开的名单。这份名单基于一个看似自然的判断：只有掌握了话语权的动物，才能优先选择自己的地盘；而没有“开智”的动物，甚至没有资格坐上谈判桌。
在《疯狂动物城》里，生命的价值有着潜在的等级划分。它是由生命结构的复杂程度来排列的。“开智”的界限大致在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以上。至于下面的动植物，则是默认“未开智”的。它们没有收到缔约的邀请，自然也不受契约条款的保护。
（动植物生命结构“复杂性”程度排列图）
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《自由之路》中所言：人类因对混乱现实的不满而梦想良好秩序的社会，但这种梦想本身，就可能包含着新的排除。
在一般的“动物拟人化”动画中，我们可以将这种细节理解为剧情发展的客观处理；但在具有高度“乌托邦”寓言性质的《疯狂动物城》中，我们就需要注意这些“边缘群体”所承载的社会隐喻了。
那么，“鱼类和虫子”，到底代表着什么群体呢？
当鱼儿只是“客体”：文明阶梯上的价值排序
要理解动物城中“鱼类是食物”这一看似自然的设定，我们必须回到其文明建构的核心逻辑——“开智”，而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“主体性”的哲学问题。
当一个生命能够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，区分“我”与“世界”，并开始追问“存在”的意义时，它便获得了主体性。这种自觉，在哲学史上被视为文明跃升的关键。
（夏奇羊在第一部演唱的歌曲《Try Everything》中，在进入第一次副歌前，“ I ”就已出现了 23 次）
黑格尔指出，正是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与自我的发现——“主体性”的觉醒——推动了历史进入新阶段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《原始文化》中提出的文明三阶段论，其划分标准也是一种基于认知与改造自然能力的主体性尺度。
在《疯狂动物城》的框架内，这套逻辑被直接平移至物种之间。动物“开智”与否，及其拟人化的程度，成了衡量其文明等级与是否具备“主体性”的直观标尺。
哺乳动物及部分两栖动物、爬行动物，因其在叙事中被赋予复杂的语言、情感与社会结构，被视为进入了“文明”阶段，从而获得了不可侵犯的“主体”地位。
而与此同时，居住于“湿地市场”的“两栖动物”和“爬行动物”，则更像是处于一种“野蛮”的阶段。而更低级的鱼类、昆虫等物种，则因其被呈现出的“原始”与“沉默”状态，被划归为尚未“开智”、缺乏主体意识的“蒙昧”存在。它们自然地被排除在道德关怀与法律保护的主体范围之外。
（在《疯狂动物城 2》的电影海报中，作为主角的“盖瑞蛇”连衣服都不用穿）
因此，“鱼类是食物”并非只是一个事实陈述，更是一套文明价值判断的结果。这套判断，与人类历史上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伦理观同构：它早已预设了生命的价值存在高低之分。人类因拥有更高的理性与主体性，有权支配和利用那些“较低等”的生命形式作为资源。
而从人类的伦理实践角度看，这种“生命价值高低”的区分其实是一种“不得已”的理性选择。它源于人类最基本的吃饭问题：如果将所有生命形式的价值绝对平等化，那么人类为了基本生存所需的摄食行为本身，就将陷入道德困境。
换句话说，你如果认为自己与其他生命的价值没有高下之分，那么“吃肉”本身就是一种“违背伦理”的行为。
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对此进行了解答。他在阐述“万物一体”的同时，亦认为人与万物的生命有着自然的“厚薄”之分——人类的生命高于其它，因此为生存而利用其他生命，并不与“良知”冲突。
当代哲学家张世英进一步指出，我们既要摒弃将人类利益绝对化的“人类中心论”，也避免陷入否定一切价值差别的“极端神秘主义”，而是在承认人类生命独特价值的同时，又需抱有同类感和恻隐之心。
所以，当我们把“鱼儿”当成一种“生命价值低于人类的生物”，那么“拟人化”的海象对其进行捕食，就不存在伦理问题了。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，为了维持生命而伤害相对低等生物的生命，是合乎道德的。
然而在电影中，当狐狸与兔子吃虫子、海象直接生食鱼类时，仍有许多观众感到了本能的“不合理”。
（网友在小红书发起的投票，其中近一半人认为“不合理”）
这种感受，或许正源于孟子所说的“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”的普遍恻隐之心。身为“动物城文明居民”的朱迪、尼克与海象，却仍通过最原始的方式来生吃动物，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价值上的“疏离”。
观众的不适感，其实还隐藏着一种深刻的矛盾：任何看似稳固的文明秩序与伦理边界，都可能建立在某种选择性的“视而不见”之上。一个以“文明”、“平等”自诩的乌托邦社会，在对待“非我族类”时，却轻易地关闭了同理心，实践着一种冷酷的“例外主义”。这同样是现代人类社会应当警惕的问题。
“无知之幕”后，万一我们成了“鱼儿”呢？
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，不再把鱼儿视为理所当然的“食物”，而是潜在的、被系统剥夺了权利的“主体”时，那么动物城的叙事就会出现颠覆性的反转。
这个名为“ Zootopia ”的国度，原本寓意着一种“理想国”的概念。在古今中外，“理想国”一般建立在两个经典要素之上：“按需分配”与“各司其职”。
如果按照托马斯 · 莫尔的想法，就应该是“狐狸扮演狐狸的角色，兔子扮演兔子的角色”。
然而，《疯狂动物城》的故事从一开始，却显示出一种“反乌托邦”的特点。朱迪和尼克的突破之所以动人，正是因为他们试图打破社会预定的角色。
在这个“动物乌托邦”，我们希望各种动物欢聚一堂，彼此再无高低贵贱之分——但这对鱼类和虫类而言是不可能的。它们的角色从出生起就被固定为“食物”，没有任何突破的可能。
这其实符合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与种族歧视逻辑。正如美国《独立宣言》最初未赋予妇女和黑人选举权，动物城的“平等”也只是特定群体的内部平等。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生命，则成了一些潜在的“被剥削者”。主体群体对他们的压迫，也常常是一种“理所当然”的行为。
在《疯狂动物城》第二部，这种“反乌托邦”的意识则越来越明显。这个看似“粉饰太平”的城市，贫富差距、权力滥用、科技伦理失范等问题愈发凸显。那曾象征融合奇迹的“气候墙”，却终究成为了物理上区隔与压迫的工具。
这其实暗合着思想家卡尔 · 波普尔所警示的“乌托邦社会工程”的危险——那种相信理性可以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，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。
夏奇拉在主题曲中唱道“把舞池变成动物园”，但同时有“发言席”的意思。歌曲表达了一种“把发声权还给每个动物”的愿望。这恰恰揭示了在动物城中，谁有资格登上这个“发言席”，话语权从未平等。
那么，“反乌托邦”的叙事，是否意味着乌托邦理想必然破产？答案并非如此。以赛亚 · 伯林的“价值多元论”或许提供了另一种思路：真正的乌托邦精神或许不在于提供一个静止的完美终点，而在于保持社会始终具有开放性、对话性与可修正性。
幻想有一天，如果有一条“开智”的鱼游到了动物城中，询问投票席上的动物们：
“为什么我天生就是食物？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你们的样子？”
那么，动物们应该怎样回答呢？或许它们会面无表情地说：
“要想安然度过渺小的一生，鱼就应该沉浸在‘未开智’的状态、作为食物平静地死去。”
“如果鱼想尝试‘觉醒’，只会面临‘铁屋子’的困境。”
（鲁迅在《呐喊》中描述的“铁屋子”）
也或许，动物们会站在“无知之幕”的角度进行思考：偏见的存在是世代累积的，可生命降临的可能性，却是完全随机的——如果自己不幸“投胎”为动物城的一条鱼，又该怎么办呢？
那么，最好的做法是在制度建立之初，就将鱼儿的“潜在困境”考虑进来——尽管那会对一些现有的“群体无意识”进行挑战。
但是，“私利”只是出于个体的功利考虑，而“人文关怀”却是人类价值的恒久追求——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，就是为了让那些不幸化为“鱼”的人，也能拥有“咸鱼翻身”的可能。
（彩蛋中的鸟羽，暗示第三部的内容与鸟类有关）
在《疯狂动物城 2》的结尾，有一根羽毛轻轻落下。但在此刻，它或许超越了鸟类的范畴，成为对所有“被排除”之生命的隐喻。正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那句话：
“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，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。”
或许，“乌托邦”精神最珍贵的核心，不是提供一个完美的蓝图，而是保持一种永恒的、向更公正未来开放的可能性。它正如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，却无时无刻提醒着我们，任何自诩完美的秩序，都必须直面一个永恒的诘问：
在我们的视野之外，是否仍有生命在飞翔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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